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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霍姆斯在本案中是如何运用法律方法断案的。
[48]拉伦茨，见前注〔15〕，页20。朱文第七部分讲了理喻法盲的不可理喻，总而言之，其意思是说网络的言论都是胡说的，别信。
美国历代法官从个案中把致人伤害的危险区分为本质危险（inherently dangerous）和紧急危险（imminently dangerous），把有瑕疵的枪、错贴标签的毒药，以及有瑕疵的洗发水、脚手架、咖啡炉和汽水瓶进行归类，把有瑕疵的车辆、爆炸的灯、有瑕疵的圆锯平衡轮和锅炉是否列人或排除……。这在学术上本来是很正常的，通过辩论交锋，促进争鸣和学术繁荣，把一个值得普及和深化的理论观点加以完善甚至纠偏。四条脚的动物的所有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使动物的所有人尽其管束动物的义务，避免损害他人，对任何动物，不论其为二脚或四脚都应如此。苏力总不能说这种左顾右盼是行为或动作吧？拉伦茨敏锐地指出这种容易发生的错误理解，他说我们不能把案件事实与法条间的‘眼光之往返流转想像为：只是判断者眼光的改变，其毋宁是一种思想过程，于此，‘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逐渐转化为最终的（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而（未经加工的）规范条文也转化为足够具体而适宜判断案件事实的规范形式。就这个意义上说，学者在学术观点上偏爱现实主义的司法观，强调超越法律的方法论，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但求同存异、去粗取精地来分析归纳，在法律人内部，职业思维总是存在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法律思维方法、习惯、特点甚至规律。因此，苏力的文章也合乎逻辑地从法律教育开始谈法律思维。[2]德国法学家耶林继承了功利主义传统，认为权利的基础是利益，权利是法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是法的目的和根本标志。
3．社会利益（权利）格局变动的法律整合。认识活动是主体对客体能动的反映，主体对通过在实践和交往中获得的关于客体的信息加以选择和取舍、整合和重构，从而在观念上、大脑中再现客体，并反映主体与客体关系。[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7页。通过对当前人类社会交往日益密切这一新的时代特征进行哲学（认识论和主体间性）和经济学（科斯社会成本理论）的分析，揭示出全球化下法律关系的新特点，即法律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性和相对性。
[1]显而易见，权利冲突现象急剧膨胀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时代根源与认识根源。[13][美]罗纳德·哈里·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关系总是意味着对立与互动，法律活动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在一个对话平台上，为着一定的资源立场和利益需求，相互较量、彼此交易，从而形成法律的经济性关系格局。(3)主体和客体的划分是不确定的，交往双方互为主体，形成彼此之间双向的交流过程。[18]当猎手们被问到鸭子栖息地有可能被破坏时，他们平均愿意支付247美元以避免损失。法律是针对行为而设立的，因而它首先对行为起作用，首先调整人的行为。
[11]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在他创立科学的实践观和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地区和社会组织乃至每一个个人的利益各有不同，人们相互之间构成形形色色的利益主体。这些诉求对原有的权利体系与权利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与质疑，也与原有权利体系不断产生冲突，由此成为存在于我们日常社会生活和法律生活中热点问题和普遍现象。[20]其二，法律关系可以细分为立法关系、司法关系、守法关系等。
3．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权利是交往性权利 如前所述，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依据客观标准并予以清晰界定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德国法学家赫克倡导建立利益法理学。
现实生活中除了客观上可以认定的那些权利冲突（诸如排放三废对周围居民的之环境侵权行为）外，人们对某种事物的主观认识差异性达到一定程度时也会产生权利（利益）冲突，这以公民休息权和公民娱乐权相冲突的案例为最典型。[8][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我总结道：‘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进入专题： 法经济学 本体性阐释 。 一、法律权利义务与利益的一般关系 法律的核心是权利，而权利又是什么呢？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不同的解说。[14][美]罗纳德·哈里·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如果我们想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理想状态应是双方当事人在决定他们的行动计划时都考虑有害影响（即妨害）。[21]在义务不确定、权利界限不清晰的地方往往容易发生权利冲突。
上述事例中主体权利并非绝对明晰，所谓权利的确定性、客观性其实是相对的，其权利行使离不开相对人的配合，从资源有效配置的结果反推的话，按照单一性思维所做的判决很难具有效率性。正如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所说：抽象的利益并不构成法律，构成法律的是要求，即真正施加的社会力量。
后者是概念法学认定的法律基本价值之所在，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人们相信法律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而这种行为准则通过预先告诉人们各种确定的行为方式，以保证法官依法做出客观的行为。2．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关系是交往性关系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即调整社会利益资源在各社会主体间的分配。
[2]参见奥斯汀：《法理学的范围》，全盛出版社1954年版，第140页。所谓利益冲突，就是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
[9]也即当法律无法选择确认每一个主体的每一项利益的优劣轻重，就必须对各种利益冲突加以平衡，从而不致使人类社会陷入无谓的利益纷争和内耗之中，失去发展的可能甚至走向毁灭。他们每一方都可采取防备措施以减少火灾的损失，如农民可以停止在铁轨边种植和堆积农作物，而铁路部门可装置防火星设施或减少火车出车次数。但法并不是阶级社会中经济基础的直接表现，经济发展的要求，总是通过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取得法律的形式。则立法者、司法者和守法者在各自的法律场域中，会形成彼此的博弈关系和战略对策。
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质，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但无论是何种定义，权利是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合法利益都是人们的共识。
法律在这里，并不创造或发明利益，而只是对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加以选择，对特定的利益予以承认，或者予以拒绝。交往活动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间，群体与群体间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情感）的交换和交流。
其客体是同一类型的、单一的和一元的。法律通过对主体具体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既要反映其有效地得到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又要忠实记录下遭受拒绝的利益，以及某种利益所获承认的可能限度。
探寻交往活动在当代社会之意义的目的，在于由此将传统的主—客认识论路径，转化为主体间互动互主（双方具有同等、对称、相干的主体性）之主—客—主认识论路径，就是主体间性。而被告则认为：钢琴声是美妙无比的音乐，它可以把人们从苦闷中解脱出来，琴声不是噪音，自己有权喜爱钢琴，也乐于把一技之长奉献给社会。而所谓变法、法制改革，也无非是既有利益格局改变的法律表现。[3]参见[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页。
在经济领域，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用认识的多极化主体来取代单一主体性，是这种认识论转向的核心特征。
从而为探索权利冲突的基本成因和相关表现，找解决权利冲突的法律途径奠定了坚实基础。[7]利益规律就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
由于钢琴声达不到国家环保法对噪音的规定，而原告方也无证据证明琴声对他们的精神产生了伤害，所以没有适用于本案的具体法律条款和法规规范，法庭最终以《民法通则》关于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时，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做出判决：被告侵犯了原告享有居住环境安静的权利，应立即停止侵害，同时要求被告在琴房中加装隔音设施，并承担诉讼费。[6] 从马克思主义法学角度看，利益作为客观范畴，对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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